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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巴黎来客（第1页）

溽暑造极之时，我们开始一段悠久的告别。沿塞纳河，由北向南，灯色藏光影玄机，长夜垫衬在狂欢之下。巴黎的出租车很贵，因此，我们常趁午夜莅临之前，坐地铁赶往市区。第六区的龙街、第七区的圣西门街，往往是我们为彻夜痛饮所找的容器。周复一周，我们凭味蕾环游于法国各地酒庄，迷失于Armagnacs或Bourguignons；厌倦时需调剂，则请酒保调出风情各异的鸡尾酒。快速啜饮，将杯子丢回餐盘之间，然后摇晃着跃入舞池。他们试过教我几种现代爵士的舞步，但没来得及学会。人群翕张的一些瞬间，我重又感到自己像一头巨象，通过无助的摆动来寻求一种稀释笨拙的错觉。所幸，天很快就亮了。

有一天清晨，我们穿过卢森堡公园，夙夜酒气被露水衬成一道感伤的记号。公园里行人寥寥，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犬吠。不知是谁带的头，我们唱起一首年代久远的法语歌《再见了，马尔蒂盖》(《Adieu，Venise proven??ale》)：

再见了，在高大松树上

永远歌唱的蝉与蝉；

再见了，色彩柔和的驳船与

开满红花的丘陵；

我要走了，把我的心留给你……

途径池塘，只见秋水仙已涨破土壤——这意味着纵乐即将结束，作为我在巴黎生活七年的终潮。

一星期以后，他们聚集在戴高乐机场，送我登上回沪的飞机。机场见证过巨额离别，对眼泪与紧密相拥不置一词，静默地容纳了体内滑行的诸多流线。最早送走的是丁浩，一个读国际贸易专业的男孩，毕业便回广州打理家族生意。轮到我时，我们已多次相互允诺：回国后，一年必须见一次——重复反而使约定变得可疑，恍惚之际，我预见了友谊即将面临的长期阻塞。与我同城的有一对情侣，卫苇与罗家祯，因卫苇的父母打算来巴黎游玩，两人需再留一段日子。后来，他们告诉我，我回国那一日Lou也来送过我，可惜误了时间，到达时我已起航；但在场的朋友都不曾遇见Lou，或许这只是她的一种说辞。

二零零零年九月初，我回到上海，真正的生活扑面而来。

仍与父母同住，老房子位于城隍庙附近一条弄堂里，四面环绕拆迁的痕迹。两侧墙壁著满尘垢，仔细辨认，各种字迹浮上来——“到此一游”“周来娣还钱”“星期九”。无头无尾，出自各个时代人们的手笔，一种以粗鄙碾压秩序的呐喊式的撞击。为之伴奏的，则有窨井盖底部的污水。它们从肮脏的废料中汲取命源，日夜奔腾，以抵达最幽暗的永恒。

七十年代初，父亲花十元承租了这套公房。两室户，总面积不超过三十平米，要住下六口人。等我回国，父亲的长辈均离世，姐姐也已出嫁；同一所房屋，空间却显得异常拥狭。首先是声音——这几年，父亲的右耳几乎全聋，需凭高声讲话来探测与外界的关联。在此引领下，日常动静也向我露出獠牙：冰箱开关，缝纫机穿针，桌子折叠拖拉，公放的无线电，电视机停在某个满屏雪花的频道……突然之间，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噪音，仿佛巴黎的生活成功离间了我与往昔。除此以外，我猛地察觉，从法国带回的东西那么荒诞。CD机放在五斗橱顶，一次未用过。咖啡壶因久置的缘故，内部的旧渍结成斑膜。隔了两周，偶然翻到它，只觉一阵羞愧。

当时，“海归”还是一个新鲜头衔，落在弄堂里尤为惹人注目。从早到晚，不时有邻居从门缝里探进来。拜访的理由五花八门，实为看我一眼，以他们毫无关联的经验来甄辨一个海归博士有何特别之处。有些老人带孙辈来，指我为榜样；又转向母亲，打听我的习惯、作息、偏好食物，以便回家后模仿。起初，我将邻居们的热忱归于虚荣，常觉不耐烦。但我逐渐感到更深层面的意义，对他们而言，我即好运。与我同住一条弄堂，似是从命运纸箱中抽到一桩小奖，从而间接参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市政府也派人来慰问。父母一早穿戴齐整，等待之心经三五牌座钟的一次次敲击，胀得愈发忐忑。过下午两点，慰问小组姗姗而来。一共三人，父母把每一个都称作“领导”。最后一位进门，母亲匆忙接过门把手，怕老式木门的倒刺扎入领导的指隙。

最年长的领导握住父亲双手，这让父亲激动又不知所措。父母仅中小学文化水平，甚至不知道我博士论文的课题。尽管如此，当听说我是中国唯一一个在法国获得人口学博士学位的学者，母亲的眼眶中瞬间噙起泪水。

“草窝里飞出一只金凤凰来，实在不容易。”领导们说，出于好意。

“我们邻居都开他玩笑，一根头发换一句论文。论文写完了，头发也掉光了。”母亲本想说笑，话一出口却显得别扭。我低下头。

“读书辛苦，回来才能干大事业。”领导爽朗地笑起来。

“就是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。”母亲叹气，“都三十四岁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