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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《日瓦戈医生》：为什么第二次相见才敢毫无顾忌地抓住爱？（第3页）

舅舅带着日瓦戈从伏尔加河畔的小城去了首都圣彼得堡，后来又送日瓦戈寄住在好朋友、著名的化学家格罗麦科教授莫斯科的家中，然后自己一人去乡野读书和写作去了。格罗麦科教授家里有个名叫冬妮娅的女儿，年龄比日瓦戈小一点儿，这个小女孩的出现，让我们豁然明白，这部小说让日瓦戈在俄罗斯走来走去，真正的目的地就是格罗麦科教授家，就是要让日瓦戈与冬妮娅会合，让主人公遇上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之一。读到这里，读者不难感觉到青梅竹马的氛围，一种美好的期待悄然而生，同时也有些悬念：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，这一对年轻人会如期获得人生的幸福吗？

初看起来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日瓦戈和冬妮娅在格罗麦科教授家里一起成长，后来日瓦戈选了医学专业，冬妮娅选了法律专业。两个年轻人如兄妹一样，感情水乳交融。冬妮娅的妈妈安娜·伊万诺芙娜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结为夫妻。“她一面咳嗽，一面把这两个年轻人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，让他们的两只手在一起紧紧贴了好一阵子。然后，安娜·伊万诺芙娜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和呼吸说：‘如果我死了，你们不要分开。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你们结婚吧。这是我对你们说的话。’她说完这一句，就哭了起来。”

不但冬妮娅的父母期待这对年轻人成家，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，日瓦戈自己对生活的选择，也是中规中矩。他走的是一条非常理性的人生道路，高中毕业后选择医学，就正是他这种选择的体现。他喜欢艺术，喜欢历史，喜欢写作。他中学时就写散文，甚至还写过一本传记。他想把自己平时所看到的、所想到的东西都写到他的文字里。但是日瓦戈觉得自己太年轻了，写不好这么丰富的社会，无法写成一本深刻而厚重的书。所以他开始写诗。“他之所以敢于写诗，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诗有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。他认为这两个特点，即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，是艺术的现实性的标志，而缺乏现实性的艺术，全是空洞无物的，是无益的。”为了追求现实性，他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，并没有考虑去攻读艺术专业。“不管他多么喜欢艺术和历史，他在选择终生事业时却没有多加考虑。他认为，不能把艺术当作事业，正如不能把天生的乐观和多愁善感当作职业一样。他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感兴趣，并且认为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应当从事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职业，所以他选择了医学。”按照日瓦戈这种“现实性”法则，他“正常”地与冬妮娅结婚，也是完全符合他的人生逻辑的。冬妮娅不但代表着青梅竹马的美好，也象征着上层社会高贵女子的温馨品格。冬妮娅从小就是他的玩伴，给了他人性的暖光，融化了日瓦戈潜意识中的孤独，也使他认可了冬妮娅代表的这个社会。有了冬妮娅，年轻的日瓦戈遗忘了自己的孤儿身份，快乐地与上流阶层漫步同行，欣于所遇，乐天知命。

日瓦戈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很表面的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存在。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，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矛盾。日瓦戈觉得自己选择了一个很扎实的职业，还要和一个美丽的上层女子结婚，多么美满。他并不明白，自己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，自己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都是寄人篱下的流浪儿，仅仅只是过得很体面而已。他潜意识中的创伤需要在成长中愈合，需要在精神的奋斗中伸展内心坚韧的枝叶。而他现在的快乐生活，本质上是别人给与的，他的幸福婚姻，并没有经历过筚路蓝缕的探寻，缺乏坚实的精神内核。如果日瓦戈所处的生存环境是个稳定的、常态的社会，他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他作为一个医生，会和现实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越来越稳固的专业关系，他和冬妮娅的爱情婚姻也会恩恩爱爱，沿着平滑的年轮循序渐进地走下去。如果是这样，日瓦戈身上另一种更重要的潜质——诗人气质就永远不会爆发，他不过是活成了一个标准的绅士。但历史不允许他这样活下去，很快读者将看到，大动荡的社会革命打碎了他的所有预期，在残酷的历史暴力中，他没有任何可能安稳地当一个医生，革命的铁锤，将他的生命急速地打造成了一首悲凉的诗。

日瓦戈和冬妮娅婚姻的另一个空白，是他们没有一段真正的恋爱过程。

整个小说里边并没有写日瓦戈和冬妮娅是如何热烈相爱的，更没有浪漫的表白、深情的斗气、为爱的猜忌、抒情的出游……一切都像水到渠成，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合理性贯穿在每一步中。冬妮娅似乎为标准而生，具有好女人的全方位品质，善良、温柔、体贴、宽容、勤劳……极度完美。但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：在优渥家庭里面长大的冬妮娅，没有经历过日瓦戈那飘摇的童年，没有体会过冰凉的孤独，没有走过冰天雪地的无助，两个人的心理世界，在基础部分有巨大的差异。这样的差异鲜明地体现在日瓦戈对待尸体的感觉上，他能够在尸体的冰凉中看到死亡之美，书里这么写：

在日瓦戈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学期他整天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学习解剖尸体。他顺着弯弯的阶梯走下地下室。解剖室里有许多头发蓬乱的大学生，有的站成一堆，有的单独站着。有些人把许多骨头摆在身边，翻着破烂的教科书，死记硬背；有些人一声不响地在角落里解剖着尸体；还有一些人在说笑打诨，追赶停尸间的石头地上一群一群跑着的老鼠。在黑乎乎的停尸间里，有许多白白的尸体像磷光一样隐隐闪着亮光，有不明原因的死者，有不明身份的自杀的年轻女子，有保存完好的溺水女子。因为注射了明矾，他们都显得年轻而丰润。把尸体剖开，切开，做成标本，不论切得多么碎，人体的美依然如故，所以，在把一具完整的美人鱼般的尸体粗暴地摔向镀锌的解剖台时，会感到美得令人吃惊，等到把胳膊或骨头切下来时，依然会感到美得惊人。地下室里充满了福尔马林和碳酸的气味，充满了神秘感，所有这些僵直了的尸体的不明的命运是神秘的，生命本身是神秘的，就像回家或者来到自己的大本营里一样，来到这地下室里的死亡本身也是神秘的。

这一段描写表现了日瓦戈的深层意识，他在“尸体”这个生命的终结点看到了神秘之美。他在父母的早早去世中熟悉了死亡，随后自己的命运被抛入虚空和未知。他后来尽管成长于富裕之家，但这只是幸运，而不是幸福。一切幸运都是单薄的，幸运背后是不可知的神秘，他的心灵深处终究是孤独的。这种深在的孤独本来可以被爱情的喷发打破，让他在灯火阑珊蓦然看见的一刹那，握住灵魂伴侣的命运之手，让眼中燃起凤凰涅槃之火。爱情往往会强力推动人的生命瞬间跃升，推动生命的关键性转折，因为爱是内外结合，是心底火山的猛烈爆发，相爱的人像钢铁融化，像春花怒放，最终实现心灵的本然。但日瓦戈没有，他获得了甜蜜，却也保留了孤独。他的生存经历既有苦难又有温暖，冬妮娅代表着温暖，却不能化解苦难。

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大转折出现了：俄罗斯相对的和平时期戛然而止，在1917年陷入大动乱。1917年先是“二月革命”，把沙皇打倒了，后来的“十月革命”更加猛烈，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、日常生活全部变了样，整个社会都将要重组。日瓦戈作为一个医生，随着医疗队来到了前线救死扶伤，结果自己“被一阵爆炸的气浪冲倒，一粒榴霰弹把他打伤。日瓦戈倒在街心里，浑身是血，失去了知觉”。待他苏醒过来，已经躺在了野战医院。这医院十分简陋，却是决定日瓦戈一生的命运枢纽，他在这里猝不及防地遇上了真正的命中之爱：在一个“温暖的二月下旬”，日瓦戈正在看“在军邮局里积压了很久，现在一股脑儿送来的冬妮娅的很多来信”，忽然“风沙沙地吹动着信纸和报纸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。日瓦戈抬起眼睛看去。走进来的是拉拉”。

这个拉拉年轻美丽，日瓦戈不是初见，但从未相识。她是一个底层的女孩，却与上流社会有暧昧的关联，在日瓦戈的眼中，拉拉是一个堕落的边缘人。若是没有战争，日瓦戈永远不会和她有什么交往，但战争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，原有的社会结构、社会阶层也崩坏了，许多不相干的人奇怪又必然地碰到了一起，日瓦戈和拉拉，正是这样。日瓦戈知道拉拉已经结婚，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：

我现在和安季波娃在一起工作，她是莫斯科来的一位护士，是乌拉尔人。你该记得，在你母亲去世的那个可怕的夜里，有一个姑娘在圣诞节晚会上对检察官开了一枪。后来大概她受过审讯。我记得，我那时候对你说过，我曾经在一个下等旅馆里见过这个女大学生，那时候她还是一个中学生，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，我和你爸爸一起到了那个旅馆，现在不记得为什么事去的了，只记得好像是在武装暴动的时候。那个姑娘就是这个安季波娃。

冬妮娅的回信迅速而悲伤，“在这封泪痕斑斑、字迹模糊的信里，冬妮娅叫丈夫不要回莫斯科，干脆跟着那个好得不得了的护士去乌拉尔，因为他一生和她有那么多的巧遇和缘分，是她冬妮娅的平凡的一生无法相比的”。日瓦戈赶紧给她回信：“我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一座楼房里，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的房间在哪儿，而且我也不想知道。”

真的不想知道吗？女人的直觉和男人的巧辩都是常见的，只有发生的事实才能证明一切——几个月之后，拉拉要离开野战医院了，日瓦戈在餐厅的一角找到了她，两个人有了一番心意起伏的对话。日瓦戈禁不住要说说“心底所有的秘密”，说说“我的妻子儿子，说说我的一生”。这些掏心窝子的话，都是面对最爱的的人才会倾泻而出，拉拉岂能不明白？日瓦戈感叹：“整个俄罗斯的屋顶掀掉了，咱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露天之下了。没有人管咱们了。自由了！”更重要的是，“每个人都活跃起来，新生了，所有的人都在变化，转变。可以说，每个人都遇到两种革命，一种是自身的，另一种是社会的”。日瓦戈的声音“忽然哆嗦起来，开始激动了”。拉拉停了一会儿熨斗，“郑重地、惊愕地看了看他”。日瓦戈开始“没头没脑地胡乱说起来”：

在万众欢腾之中，我常常遇到您神秘而忧郁的目光，那目光游移不定，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、遥远的国度里。我多么希望我看到的不是这种目光，希望看到您脸上满意的表情，希望您满意自己的命运，丝毫无求于人。多么希望您的一位什么亲人，您的朋友或者丈夫（最好是一位军人），抓住我的手，要求我不要为您的命运担心，不必操心、过问您的事。那我就抽回我的手，再不问了……哦，我失言了！对不起，请原谅。

这深情的爱怜之言说得不能再明白了，完全“泄露了他的情感”。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表白，表白之后，日瓦戈“带着无法克制的尴尬心情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。他背朝着房里，用手托着腮，胳膊肘撑在窗台上，用漫不经心的、视而不见的目光朝黑乎乎的花园里望着，希望镇静一下”。

表白之后，他是多么希望听到拉拉同等热情的回应，这是所有男人的愿望。但拉拉的反应却像夏天的雪花，清凉地落在日瓦戈的心里。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啊，我就是怕这种事儿呀！多么不好的误会呀！日瓦戈，不能这样呀……”她平静地让日瓦戈去喝杯茶，“等您再回来，还是要像我已经看惯了的、我希望看到的样子。”

她和颜悦色地拒绝了日瓦戈：“我知道，这是您做得到的。就请您这样吧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拉拉就走了。她难道不爱日瓦戈吗？并非如此，她“每天值班都要在早晨和傍晚查两次病房，同日瓦戈以及同其他病房的病人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”。她对日瓦戈很有好感，“这人真怪，真好奇。人很年轻，却很不亲热。鼻子翘翘的，不能说很漂亮。不过，从好的方面来说，他很聪明，头脑灵活，挺招人喜欢”。

但她不能爱日瓦戈，她有自己的孩子，有一个曾经爱过的丈夫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有伤痕累累的过去，她不想打破现在的生活。

难道日瓦戈和拉拉就此分别永不相见了？绝不！历史将告诉他们，革命和战火已经推翻了所有的常理，爱情被遍地的硝烟和死亡重新定义，它如同美丽的悲剧，变成了人间不可抛弃的最后一片树叶。在爱之下，一切禁忌都不值一提。这乱世的至理，只有在他们第二次相见时才彻底明白。